心室中膈缺損的心導管治療：2026 CSI Bangkok 我思我見

30 秒看重點

• 關閉心室中膈缺損要分兩步想：先確認需不需要關（closure indication），再評估適不適合用心導管關（transcatheter suitability）。
• 術前評估正從「缺損分型」走向 landing-zone assessment：原始缺損大小、右心室側出口、主動脈瓣邊緣與脫垂、瘤狀組織，都會影響裝置放在哪裡。
• 台大兒童醫院 109 例 KONAR-MF 研究：右冠狀瓣脫垂指數（RCCPI）是植入失敗的唯一獨立預測因子；裝置夾住主動脈瓣葉，與日後主動脈瓣逆流惡化有關。
• 合併主動脈瓣脫垂時，該「早點用導管關」還是「轉向手術」，各中心仍有分歧。
• Venous-only 技術可行，但需要轉換策略；小嬰兒、doubly committed VSD 與長期的瓣膜及傳導結果，仍需更多資料。

「醫師，孩子心臟有一個洞，可以用心導管補起來，就不用開刀嗎？」

這是門診常見的問題，也是先天性心臟病介入治療持續努力的方向。

心室中膈缺損（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是左右心室之間的中膈存在缺口。對適合的患者，醫師可以經血管送入導管，放置封堵裝置（關閉器）關閉缺損，避免傳統的開心手術。

不過，VSD 並不是一個位置固定、形狀規則的「洞」。它可能靠近主動脈瓣、三尖瓣，也可能緊鄰心臟的傳導組織。因此，即使缺損看起來不大，治療也不一定簡單。

總結這次 CSI Bangkok 的 VSD 相關討論：新裝置與操作技術讓更多患者有了心導管治療的機會，但專家們同樣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哪些患者應該接受治療，以及什麼情況下應該停止介入、改選手術。

其中，台大兒童醫院陳俊安醫師團隊近期發表於 JACC: Asia 的研究，進一步把這些討論轉化為可量測的資料：主動脈瓣脫垂的程度，與裝置接觸瓣膜的方式，分別可能影響不同的治療結果。

本文整合相關場次中較一致的原則、仍有分歧的議題，以及已發表的研究；這些內容並非 CSI 正式發布的共識指引。

（想先了解心導管怎麼「補洞、撐開、換門」，可以參考〈不開刀也能補心？淺談先天性心臟病心導管介入治療〉。）

一、較一致的原則：closure indication 與 device suitability 是兩個問題

家長很自然會想：「既然有洞，補起來不是比較好嗎？」

但不是每個 VSD 都需要關閉。對醫療人員而言，首先要確認的是 closure indication，再評估 transcatheter suitability。

左向右分流造成的 LV volume overload、持續或進展性的左心擴大、heart failure、failure to thrive，以及與缺損相關的 aortic valve prolapse（AVP）或 aortic regurgitation（AR），都可能影響治療決策。若合併 pulmonary hypertension，則必須進一步評估 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 與 operability，不能僅依缺損大小決定關閉（參考資料 2）。

另一方面，某些 restrictive VSD 的 shunt volume 不大，仍可能因缺乏 subaortic support 或 cusp prolapse，而逐漸影響主動脈瓣。

因此，治療決策包含兩個層次：

1. 關閉缺損能改善什麼？
2. 心導管或手術，哪一種方式更能安全地達成這個目標？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分流量不大」未必代表完全不需要介入，但「技術上可以關閉」也不會自動構成治療適應症。

二、觀念：從 VSD subtype，進一步走向 landing-zone assessment

Perimembranous、muscular、outlet 或 doubly committed VSD 等分類，仍是理解解剖的重要起點。但對介入治療而言，同一類缺損內部仍可能有很大的形態差異。

術前影像需要回答的問題包括：

2026 年發表的一篇 applied anatomy 研究，進一步依 perimembranous VSD 的延伸方向，提出七種 morphological variants，協助規劃介入策略（參考資料 3）。

臨床上尤其要注意：看到 aneurysmal tissue，並不代表一定存在安全的 landing zone。 仍需辨認 aneurysm 的組成、出口位置，以及裝置是否會影響三尖瓣或腱索。

對家長而言，可以把它想成：補洞前，除了量洞的大小，也要確認周圍組織能不能穩定支撐裝置，以及裝置會不會影響附近的瓣膜。

三、台大研究的核心：AVP severity 與 device position，影響的是不同結果

台大兒童醫院陳俊安醫師團隊的研究，納入 2021–2024 年間接受 KONAR-MF Occluder（MFO）關閉 VSD 的 109 名患者，所有操作均在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導引下進行（參考資料 1）。

這個 cohort 特別值得注意，因為 61.5% 的患者合併 AVP，並包含 doubly committed 與 muscular outlet VSD，呈現較多涉及主動脈瓣的解剖。

研究結果不只是一個成功率

作者將 procedural failure 定義為無法成功部署裝置，或部署後 24 小時內發生 embolization；AR progression 則是新出現 AR，或比術前增加至少一個 severity grade。

因此，這裡的「94.5% 成功率」，不等於所有患者都完全沒有 residual shunt、瓣膜變化或其他併發症。

第一個重點：RCC prolapse 可以量化

研究使用 right coronary cusp prolapse index（RCCPI），把 AVP severity 轉成連續變項。定義是在 TEE 的 end-diastolic image 上：

RCCPI ＝ 脫垂部分的最大長度 ÷ 整個 cusp width × 100%

在多變項分析中，RCCPI 是 procedural failure 的唯一獨立預測因子：每增加 10 個百分點，failure 的 OR 為 2.48（95% CI 1.06–5.83）。

ROC analysis 得到約 50% 的最佳 cutoff，整體 AUC 為 0.92；sensitivity 83.3%、specificity 95.1%，但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為 50%。

這個結果讓「瓣膜脫垂太嚴重，可能不適合介入」有了更具體的量測依據。但它仍是單中心資料衍生的門檻，而且只有 6 個 failure events；在 doubly committed VSD subgroup 中，RCCPI 的辨識能力並未達統計顯著。

50% 應視為需要提高警覺的指標，而不是跨中心、跨裝置都適用的絕對禁忌。

第二個重點：接觸瓣膜的方式，比單純「有沒有接觸」更重要

作者將 device–aortic cusp relationship 分成三類：

• Nontouching（2／62） 3.2%
• Holding（1／18） 5.6%
• Clamping（4／23） 17.4%

資料來源：Lin TH, et al. JACC: Asia 2026（參考資料 1）

三例 embolization 全部發生在 clamping group。這組原本有 26 名患者，扣除三例 embolization，才是上圖 AR follow-up 的 23 人。

Clamping 與 AR progression 有統計關聯，OR 6.67（95% CI 1.10–58.1）。相較之下，AVP 的存在與 RCCPI，在這個成功植入的 cohort 中，並未顯示與 AR progression 有顯著關聯。

這篇研究最值得帶回臨床的訊息是：

術前 RCC prolapse 的嚴重度，可能影響裝置能否穩定植入；成功植入後，device–cusp interaction 則可能影響後續的瓣膜功能。

但 holding group 只有 18 人，仍有一例 AR progression，我們還不能肯定地說 holding 已被證明具有長期安全性，或優於所有其他定位策略。

四、操作觀念的更新：anatomy-guided sizing，而非單一的 oversizing 規則

會議中常聽到「選擇足夠柔軟、不要過大的裝置」，這仍是重要原則。但台大研究提示，device sizing 必須與 landing zone 一起考慮。

作者提出的規劃方向包括：

• 若有 well-formed tricuspid valve aneurysm，優先考慮將 LV retention disc 放在 aneurysm 內。
• 若有足夠的 aortic rim，可將 LV disc 放在 LV surface，並減少不必要的 oversizing。
• 若 cusp contact 無法避免，則需仔細區分裝置是 holding 還是 clamping。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提出：在部分特殊解剖下，稍大的 MFO 可能藉由 compliant waist 的延展，讓 cusp resting／holding，減少 LV disc 直接夾住瓣葉。

這是 MFO-specific、anatomy-dependent 的機械假說與操作經驗，不是「裝置越大越安全」的建議，更不能直接外推到其他 occluder。

它帶出的新觀念是：device size 不能脫離預期的 configuration 來討論。 同一個 nominal size，在不同的 native defect、pouch 或 cusp prolapse 下，可能形成不同的接觸與受力方式。

TEE 因此不只是量缺損大小的工具，也用來評估 native defect、disc deployment、cusp excursion、coaptation，以及裝置與瓣膜的動態關係。台大團隊在這篇研究中明確強調 TEE 的重要性。

五、尚未一致：AVP 是介入的理由，還是轉向手術的警訊？

這是 CSI 相關討論中最明顯的分歧。

較積極的中心，將 selected AVP patients 視為可以考慮 transcatheter closure 的族群；台大團隊也將 AVP 列為其中心關閉 VSD 的理由之一。

其生理學考量包括：缺乏 cusp 下方的 anatomical support，以及 systolic high-velocity shunt 相關的 Venturi／dragging forces，可能促進 cusp displacement、elongation 與 coaptation loss。關閉缺損並提供合適的支撐，理論上可能減少這些作用。

較保守的中心則強調，缺乏 aortic rim、顯著 prolapse 或既有的 AR，可能讓裝置穩定性與瓣膜保護難以兼顧，因此傾向 surgical repair。

兩種立場其實都在處理同一個問題：如何關閉缺損，同時保護主動脈瓣。

目前的成人先天性心臟病（ACHD）指引，支持對造成 progressive moderate-or-greater AR 的特定 outlet／perimembranous VSD 考慮關閉，但「需要 closure」並未直接決定「應採 device closure」（參考資料 4）。

台大研究提供的是 selected patients 接受 MFO closure 的 outcomes，沒有 untreated 或 surgical comparison group，因此也不能證明所有輕度 AVP 都應提早接受心導管治療。

六、技術新方向：venous-only approach，但需要 conversion strategy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是 upfront transvenous antegrade cannulation：由 RV 直接跨越 VSD 到 LV，減少 arterial access 與 arteriovenous loop（AVL）的需求。

Sagar 等人的 retrospective study 中，116 名患者嘗試 upfront transvenous cannulation，成功 97 名（83.6%）；其餘 19 名需要改用 retrograde transarterial crossing。和 AVL group 相比，這個策略的 procedure time 較短、radiation exposure 較低（參考資料 5）。

這支持了它的可行性，但需要分清楚：

• Crossing success、successful device deployment 與 complete shunt closure，是不同的 endpoint。
• 避免動脈通路，並不代表沒有 intracardiac hardware-related risk。Sheath 與 delivery cable 跨過三尖瓣時，仍可能影響 leaflet／chordal apparatus，也可能使 release 前的 TR assessment 較難判讀。

會中對 TTE-only guidance 也有不同意見：部分熟練的中心在影像條件合適時採用 TTE；另一些專家則認為，pmVSD 與主動脈瓣、三尖瓣的關係複雜，TEE 能提供重要的安全資訊。

因此，venous-only approach 是可以發展的技術選項，但仍需要選案、learning curve，以及無法跨越或定位不佳時的 conversion plan。

七、仍需保留界線：小嬰兒、doubly committed VSD 與長期結果

小嬰兒：體重重要，但不是唯一條件

小嬰兒的心腔與血管較小，sheath、wire loop 與 device 相對占據的空間更大，可能造成 valvar interference、hypotension、bradycardia 或 conduction injury。

會中分享了低體重患者的成功案例，但不能把個案的成功直接轉為普遍的適應症。

Doubly committed VSD：先確認研究中的 approach

Transfemoral device closure、hybrid／perventricular closure 與 surgical repair，必須分開理解。

經心室壁進入的 perventricular approach，與經血管送入裝置的方式，在 delivery trajectory、操作限制與風險上都不同。相關研究即使都使用封堵裝置，也不能直接視為同一種治療。

例如，Tang 等人的 transfemoral ADO-II 系列只有 24 名患者，缺損中位數約 2 mm，結果不能直接外推到大型的 doubly committed VSD（參考資料 6）。

台大 MFO cohort 中也只有 15 名 doubly committed VSD 患者。這些資料拓展了可行性的討論，但仍不足以建立所有出口型缺損的通用選案規則。

Procedural success 之外，還需要長期的瓣膜與傳導結果

新型柔軟裝置增加了治療彈性，但並沒有讓 conduction disturbance 的風險消失。

台大研究中，術中或術後早期曾出現 transient AV block 或其他節律異常，均在出院前恢復；在目前的追蹤期間，未出現 late-onset rhythm disturbances。這個結果令人鼓舞，但追蹤中位數約 14 個月，仍不能排除更晚出現的問題（參考資料 1）。

對醫療人員而言，研究與追蹤應分開記錄：

• Procedural failure、aborted procedure 與 embolization
• Residual shunt 與 complete closure
• New-onset／progressive AR
• Early／late AV block、bundle branch block
• Unplanned reintervention 與 surgical conversion

台大研究只有 6 個 procedural failures 和 7 個 AR progression events，估計值的信賴區間也較寬。尤其 clamping 的 OR 6.67，應理解為值得重視的關聯，而不是精確的因果效應。

這次討論，帶回臨床的幾個重點

給家長的三個問題

如果正在評估孩子是否接受 VSD 心導管治療，可以和醫師討論：

1. 目前關閉缺損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是心臟擴大、症狀、生長問題，還是瓣膜變化？
2. 孩子的解剖有哪些有利條件與風險？ 尤其是缺損與主動脈瓣、三尖瓣的關係。
3. 如果裝置位置不理想，會怎麼處理？ 治療後又需要追蹤哪些項目？

這次會議讓我反思：VSD 心導管治療的進步，除了讓更多患者可以接受治療，也在於更精確地辨認風險。

成功的治療，需要關閉缺損，也需要保留良好的瓣膜活動、穩定的傳導功能，以及長期的心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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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會議心得與文獻整理，供醫療同仁與家長參考，無法取代醫師的個別評估。文中內容並非 CSI 正式發布的共識指引；孩子是否適合心導管治療，請與您的兒童心臟科醫師討論。

作者｜徐新貿 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 兒童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
專長：兒童及成人先天性心臟病、心臟超音波、心導管檢查與介入治療

參考資料

展開 6 筆文獻（附原文連結）

1. 裝置位置與主動脈瓣脫垂對心導管關閉心室中膈缺損結果的影響（台灣，台大兒童醫院，通訊作者陳俊安醫師）｜Lin TH, et al. JACC Asia. 2026;6:2306. DOI
2. 兒童單純左向右分流病灶的門診處置（2026 ACC 臨床指引）｜Sachdeva, et al. J Am Coll Cardiol. 2026;87:3185. DOI
3. 膜部心室中膈缺損的應用解剖與心導管關閉｜Nguyen, et al. JACC Asia. 2026;6:1019. DOI
4. 成人先天性心臟病指引（2025 ACC/AHA/HRS/ISACHD/SCAI）｜Gurvitz, et al. J Am Coll Cardiol. 2026;87:822. DOI
5. 經靜脈由右心室直接跨越缺損的心室中膈缺損關閉（印度）｜Sagar P, et al. Pediatr Cardiol. 2026;47:410. DOI
6. 以 ADO-II 經股血管關閉 doubly committed 心室中膈缺損｜Tang C, et al.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2;9:837847. DOI